夫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厄于陈蔡困于匡,絃歌不辍,足见先王礼乐于其心志之莫大意义;孟子引导不爱先王之乐爱郑卫之音的齐王,巧妙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以渐述雅俗之别来化解古今之界,可见雅乐之礼义。又《乐记》所载魏文侯听雅乐之反应,自是一典型耐不住慢节奏的例子。雅乐之不讨人喜,非止今日,古已然之,今人实不必对此倍感焦躁,更不该迎合所谓市场,当以士为尊,把持深情明智的心声来慢慢化导农工商民。毕竟千百年来唯雅乐神魂依旧不朽,已然最能代表民族来内外发声,而身处浮躁不安的商业社会,更需此一掬清泉来宁神静气,也唯此活水源头最能疏缓紧张习气与防预麻木不仁。中华文化以仁德为尚,而礼乐文明全然以人心、人性、人情、人德为依归。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关乎此大义,马一浮先生于一九三四年《与云颂天书》有一言:“所愿贤留意者,莫要于识仁。须知程子之言识仁,与孟子之言尽心知性,一也。老氏之流为阴谋,法家之趋于刻薄,皆缘不识仁。不识仁者,必至于不仁。今世所谓纯客观哲学者,去道家法家绝远,而害仁甚深。此心若有一毫间杂,未有不被其贼害者。”想来德音雅乐之奏响学林,学子日涵泳于自身文化那一片温情与敬意的民族心境,耳濡目染自有以渐挽狂澜于上下西化之积弊。又惟钱宾四先生治学总以“温情与敬意”示人,此足以警惕所谓纯客观学术之迷本丧仁。无他,千心相通为仁,士林雅集以礼乐,可以抚古而慰今,田野促膝以雅乐,一样可以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抒发情思,中和情志,熏陶性情,联谊人情。要在雅乐之张弛有度,收放适中,宜于经常,可以久长。治学之道有与雅乐之道相通者,在于不急不躁之勤勉,而朱文公读书法谓:宽著期限,紧著课程;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缓视微吟,虚心涵泳。苟真深会得此意,则自然理解得雅乐之神魂在宽、缓、慢中之情韵。
关乎雅乐,自不能不读《礼记》。“琴声哀,哀以立廉”,廉者,不贪也,人不贪而情深,情深则文明,文明故淡泊,淡泊即大器,大器晚成可以为世栋梁而顶天立地。如此说来,礼乐之为德也大矣,是以“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听士人泠泠丝桐琴而感不耐烦者,只因不学不问中华经史大义,不有文化情怀便欣赏不了传统南管或奏或唱的娓娓心声。南管与古琴皆以善弹慢曲为境界,而不以炫技为品味。个中微妙就像书画留白,不去填满无穷人欲,而是来打开人之无限性灵,所谓境界,有时言语不多情理深,不慢奏慢唱如何留馀地来耐人寻味?一字一句,弦外之音;一音一韵,言外之意,这恰似一壶好茶,若一口牛饮殆尽,如何品得缕缕胜妙香韵?如何啜得层层醍醐甘露?勤快的中国人以“慢”来回味情深义重的人事物,而“慢”是一种深情,不似短暂的激情,激情每每在欲,深情真情确确在义,而所体现的温情则可长可久,不似热情之冲动与寡味。试问不逐渐慢识慢品慢交流,又何从有深层深度深情志?要之,无礼无节,不是中国人的美好情调;同样的,无乐无情,更不是中国人的庄严理智。一观南音祝颂喜庆之礼,一闻南管哀吊奠祭之乐,诸如《金炉寳篆》、《画堂彩结》、《蒹葭玉树》、《举起金杯(三奠酒)》等,中国人吉凶宾嘉、养生送死之情深意远为何如,亦自可随其乐而遥想《诗经》之遗意。东坡有言“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宋人“慢曲子”相对“急曲子”而言,“慢”岂是慢吞吞的慢?“急”又岂是急躁躁的急?阴阳刚柔自需调和,本末主次,轻重缓急,进退出处,皆有韵致,不是人生全然不要快节奏,而是生活需要有慢功夫的时候。急风骤雨速成速败,进锐退速,不辩自明。
下文不赘述南音知识与学术成果,谨就南音与其他中华雅乐相通之民族精神,试陈管窥蠡测之心得,而此启发乃多得于钱宾四先生书,尤其先生毕生对礼乐人生之学思力行。想先生子女尝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来总结父亲一生之学行,先生游于艺而善奏洞萧,犹爱曲艺,毕生治经史而坦言深爱文学,尤谓中国文学可称之爲心学。惟通人之学,士人之志,深学中华文化通义,乃有助于把握各类传统项目之建设方向。毕竟各项文化传承与发展皆不可抽离其内在数千年历史以来的命运共同体。
南管精神与古琴之道大同,宏观而言,抽象来说,其可大可久,全在中华礼乐一“雅”字。雅者,正也;正者,思无邪、中有和。微观而言,具体去讲,其可敬可嘉,尽在礼乐人生一“节”字。节者,宜也;宜者,哀不伤、乐不淫。钱宾四先生 指出:“礼是一种节制心,乐是一种和顺心”,有活泼快乐的规矩是好规矩,无理智节制的快乐不是真快乐。一观古琴与南管的“死谱活奏”,个中情韵正是有礼有节的情理艺术,此艺术通情达理,最能导人心于深怀,最能安人欲于份内,最能抒人情于天良,最能启人志于伦常。惟“词山曲海”之南音,“珠玉三千”之南管,其内容不乏善行孝道、敦伦教化、励志向上,感怀孝道者,如《看古时》、《到灵前》、《赵真女》、《寿昌寻母》等;赞叹善行者,如《董永》、《目连》、《杨琯与粹玉》等本事,乐善好施者就更不乏其数;歌颂忍辱负重、意志坚定的人物,诸如吕蒙正、高文擧、朱弁、刘智远等。重视人德是雅乐的特质,而赏心雅乐是人情的深处。南音悠悠从容,节奏慢而淡定安稳,此正在于奏者听者彼此的同怀情深,平生喜怒哀乐,无不托技唱怀,有以学艺寓志,游思于历史记忆,玩味于人物心路。如《公主别》唱的是南宋朱弁出使赴金,金人迫其归顺,誓死不屈,敌国后以公主妻之,朱乃坚守名节,以兄妹相称。朱弁羁金十六载,终得与家人共圆天伦,其坚贞不屈、忠孝节义俱全,高宗诏为“忠义守节”。唱词以朱弁归心似箭,公主赶到十里长亭,酙酒送别,两人依依难捨为情调。这一折里唱段有《一望长安》、《心肝跋悴》、《感谢公主》、《举起金杯》、《玉楼前》等。《举起金杯》则是公主赶到十里长亭,举杯与朱弁饯别之唱段。一唱三叹,足见“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理,是如何在荡气回肠的艺术中来善养人性与抚慰人心的。中国人的褒贬取捨,个中微言大义,听歌拍曲已然是一种人生艺术,更是一艺术人生。关乎此,钱宾四先生《中国文学论丛》中对曲艺所唱人物心路析论独到,其中不乏南音也同有演绎的人物心声,如昭君出塞、文姬归国。试问不学不问于文史,不感不念于情志,又有何温情来回应薄情的潮流?又有何敬意去延续敦厚的传统?古君子“左琴右书”,而南管上传下达,奏者与听者又岂能不求知“其人需是读书”的况味?《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盖“以人物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学术重学重传承,此自与“以课程为中心”的现代西化教育重辩重传播大异。钱宾四先生此辨见于《新亚遗铎》一书。想来居今之世,真不宜急于片面的传播,而扰乱了深度的传承。孔子一生“学不厌,教不倦”,而钱宾四先生有一见,大意为:先问如何学,才是《论语》里的精义,而不是急于如何教,孔子一生首重于学。中华雅乐源流或各有尊奉,惟周公以后礼乐文化集大成者在万世师表,夫子又善琴爱歌,已然是雅乐之共同祖师。
再者,昔孔门弟子乃有三年絃歌不辍而化俗设教者。换言之,中国人自有中国人雅俗共赏的音乐传统或说音乐教育。要在雅者方能化俗导俗,非必时时处处高山流水阳春白雪强人深知,然以一片温情导引心怀敬意的民众来共赏还是有馀地的。京剧唱词甚通俗,但不害其大方唱腔的风韵与所唱古人铮铮风骨之神采,已然雅俗共赏,以雅教俗;南音填词亦有甚平白者,乃以雅乐之高洁来唱出人人可感之人心,可谓文质彬彬。其实推到究极,还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南音苟无“不足与外人道”者,如何称得上雅乐?有时像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或苏东坡的“一默含千谆”,也是一种传承的自信。有志者自当宠辱偕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微斯人,吾谁与归,噫!国士之风,山高水长,“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夫子还说:不怕没有机会来到面前,只怕自己的德养不足以坐上这位置。认真想来,当务之急,全在质上的沉潜传承,而不在量上的快速传播,今天南音界能有几人奏慢曲听慢歌,而能深感夫子三月不知肉味之喜悦,则雅乐复兴真实有望矣。
传承南音的自信,在于文化传承的自信,而民族的自信正在其所寓寄的敬意与流露的温情。关乎此,南音在神人同德的礼乐祭仪中,可见其慢节奏中的深铭远怀是何等自信与自强。尝闻:“南音人奉祀五代后蜀后主孟昶为祖师,每年举行隆重的祭祀祖师及先贤的仪式,正式的演出一定按照严格的程序和规则进行,而且有许多演奏规矩和禁忌,例如不能使用中指演奏琵琶和三弦等,因为人们认为中指含有不敬之意。他们坚信南音是高雅音乐,是受到皇帝册封的‘御前清音’,因此拒绝卖艺行为,宁肯饿死也不能利用南音来挣钱。正是这由内及外的思想渗透,使得南音能无视浮世的喧嚣,独善其身,维持其一贯的‘中和’风格。张振涛曾对南音之慢发出如下感慨:‘泉州南音社(团)《郎君祭》仪式中,乐师们演奏乐曲的节奏之慢,简直就等于没有节奏。那种不靠卖弄演奏技术的玄虚,仅仅依靠细腻平淡营造情味的古典乐韵,在泉州依然站得住脚。乐师们对时尚的、以快为美的音乐,以不予理睬的反抗,表示出自己对待乡音的立场。南音人顽强地经营和固守在自己的天地中,毫不顾及年轻一代的不耐烦,这群坚持将传统风格贯穿到底的人,越来越引起文化界的关注。 ’”(陈燕婷《古乐南音(一)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发表于张寳华责任编辑《音乐生活》,2016年第十一期。所引为张振涛《感受南音——代序》,载苏统谋、丁水清编校《弦管指谱大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页。)听此叙述,闭目意想,此不可不谓乃有与士君子之气节相呼应者。真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哉!“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守,以情带声,以曲寓志,以乐唱怀,以德游艺,想必其人已然深领“甘苦同味”之趣,至情真意切时,“乐亦在其中矣”。再回看激进冲动的时人,若有闻雅乐而感苦口逆耳者,只因尚未识得“绚烂至极,造为平淡”之可乐也。东坡此言,良有以也,要在内之德,而不在外之功利也,在于心心之同德,而不求人人之深知。此所以雅乐固曰德音,不能深知者亦可耳濡目染,而渐有所感,毕竟道不远人,而雅乐情真意切,“孔颜乐处”乃有在此悟得者。想来若演奏者太在意不能静心涵泳的听众,却反辜负了在场心领神会的知音,恐最终来了楚文王,却早已自丧了初心,而先毁了和氏璧,自是可惜。空谷幽兰已然珍贵,香草美人,会自有得,“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热闹场中出不了真人才,想真有志传承各项文化者,非有“反求诸己”之淡泊,无以明志;唯能“求其放心”之宁静,可以致远。又岂可为满足急于传播的欲望,而来折损了深度的传承?苟世无士君子,则雅乐自是崩坏。
遥想当年,颜渊有何大事功绩可供人特书?然其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二过,闻一知十回也不愚,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孔子恸哭三月不违仁的最爱弟子,而后世寻“孔颜乐处”,亦循礼乐深处,雅乐正是要“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通人心之深处,而非填人欲之无厌;启人性之辉光,而非滥人情之不宜。南音的慢,寄存了农耕文化的勤奋过后所涵泳出的精诚意志,保养了礼乐文明的温情之中所感念来的渊远敬意。奏响南音,山高水长,必待能通文化大义者来演绎历史人物心路;聆赏雅乐,地久天长,将盼愿觇文见心者去回归民族文化情怀。文化情怀不是外在事功所可以衡量的,正贵在先有内心之德,然后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其人有担当之恆心来做一生的真贡献,不是一时阳面的业绩攀升,而是经常积久的阴德自然大成的精诚。
精诚可以默默转变人类命运。其实,仔细想来,品味南音所蕴含的千秋温情与万古敬意,这才是对治商业社会日益浮躁不安的最终有效良药。毕竟古来“中国人理想,不认仅求富强即爲人生之大道,因仅凴富强并不足以治国平天下。若每一社会仅知求富强,则社会内外均易生隔离,起衝突,距治平之道将益远。”此钱宾四先生于《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书中之言,良有以也。先生更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以八字概括中西文化之特质:西方文化崇尚富、强、动、进;中国文化涵泳安、足、静、定。循此而言,南音无疑是中华文化里其中一项可为中国人“安足静定”做注脚的赏心乐事。窃以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圈,而南管等文化结晶不过是大圈里一小圈。小圈如子女,大圈如父母,子女成长于家庭,子女今天先以家庭为荣;家庭孕育出子女,家庭明日再以子女为荣。夫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周流不息,于是乎老干新枝,开枝散叶全凭其根。创意创新全赖先我的父母来生养,不是凭空出世;传道传统皆为后生的子弟生机,岂是苟且入门。“一般的人他不认识时代,只能追随时代”,钱宾四先生一语可以为有志传承民族文化的现代人做引言。即不落不学无术的空洞保守,也不落轻狂有患的浮躁标新。学往圣而思后生则当下不罔,思未来而学过去则现在不殆。如此学思而行,自得浩气而勇于担当,已然自信而精于道艺。只求量化的传播可以用创意创新来呐喊,以便快速拥有市场,但精进重质的传承不能不在根源里来自然创新创意,其实一花开五瓣,是少量的优质发挥深远的力量,其将源远流长,泽被远近,不同昙花一现,更不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的速成速败。
美成在久的南音,是以吟唱过去来安立现在的一种人生艺术,是以深念感怀先贤来勉励当下的一种艺术人生,是以重温古人生活况味来善待永恆人心的一种道德艺术,是以寄托“千人情、万人情,一人之情”来奏响“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艺术道德。再进言之,南管自当有其宏观与微观之源与流,亦自然有其具体与抽象之魄与魂。盖体魄不活动无从表彰魂神之精彩,魂神不精爽亦无从说明体魄之价值。讲究技艺水平如同人之体魄务必锻炼,而崇尚道德境界如同人之魂神不可轻慢。中华文化不唯物亦不唯心,不纯粹自然主义亦不极端人造主义,中华文化精义不离心物交融的天理人文观,此中庸之德者,天人合一也。宏观者,道贯古今通天人,这不是空话而是信念与向往;微观者,艺游内外达人我,这不是玄想而是敬业与乐群。夫子曰:“辞达而已矣”,雅乐者,与文学通义,所谓诗歌礼乐,贵在将心比心,心心相感相知,心心相印相传,孟子所言“充实之谓美”正是“求其放心”于经史之学思,与夫“反求诸己”于仁义之学行。中华经史道统,子集文脉,方智藏往,圆神知来,“道之不行,吾知之矣”,然而“明知不可而为之”,大可“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守前待后,自见真章。夫“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岂不闻“小儒孤愤成何事?遁世需开万古蒙”。言及此,当年钱宾四先生曾对学生说:“诸位说我好古守旧,我也承认。我觉得民国初年就拿我的学生讲,比起诸位今天可说程度好得多。不过我有一种信仰,孔子的学生这样多,孔子最喜欢的颜渊早死,孔子哭之恸,但孔子又曾说:“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后来出了个孟子。当然我们觉得孟子不如顔渊,这点且不讲。后来孔子思想便由孟子来发挥了,下面一代一代不断出人才,下面又出一董仲舒,难道将来就没有人再出来讲孔子吗?至少诸位该拿心胸眼光放大一点。人不能悲观消极,但是也不能乐观自满。(《讲堂遗录》)
乐观而自满,只因“学而不思则罔”,顺此来说,则学艺不精在于道理之反思未明;悲观而消极,在于“思而不学则殆”,循此去看,则思治未得在于学艺之功夫不深。中国人功夫二字,其意不仅在技术上,还在于研习的态度上与求学的诚意上。温故而知新,过去是过去了没错,但现在的一切,难道真可抽离那层累积存,而自己横空生出个现代?活在现代还需活在历史。理想的今天应该是早已把过去该吸取的、该留念的、该回忆的全然吸取了、留念了、回忆了才真切。当下的反省不就是反省该吸取的没吸取、该留念的没留念、该回忆的没回忆?岂可只把眼光锁死在该放下的那些东西而已?我们“现代”二字才出口便已是未来他们的过去了,今天的人真的就无从贡献、无足轻重于未来的人?细想来,自当珍重过去早已把眼光心量贯穿今后的那些历史人物的心声与情志。尚古怀旧不是偏面复原,而是珍爱今后难得再有但必须要有的过去曾经有过的人事物,以此来见贤思齐,以此来延续精神,接著过去的精诚来继续努力改善现代,在现代来逐步落实民族一以贯之的大理想——修齐治平。讲究礼乐昌明,正在于和谐身心,安定家国,进而太平天下。礼乐之道,雅乐教化,典籍俱在,此不繁引。要言之,传承中华文化者,其作风必不丧失民族格调,其方向必在尚雅化俗,而非媚俗失雅。惟南音境界必在保全质上的品味,当不在追逐量上的应酬。无疑南音出路与其他各项文化传承一样,皆需在光大中华文化生命共同体——经史子集的学养上,来安身立命,来齐头并进。缺失温情与敬意,正是浮躁时代之所以浮躁的病根所在,而温情与敬意的礼乐,正是失魂落魄的时人魂兮归来之国故。中正平和的南音,自可与其他文化项目来一起担当使命与共同建树理想。
末了,再重温一遍《论语》,夫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言:没想到雅乐竟然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境地啊!想必这也是奏南管、唱南音与聆赏者的毕生嚮往吧。孔子心中的这一雅乐精神,无疑是中华大地一切雅乐无论门类各异与流派纷呈的大同之源。钱公宾四先生这样说:“异则具体,可见、可指、可说。同则抽象,无可见无可指、无可说。中国人则正用心在其无可见、无可指、无可说处来见到,来指定,来说出。”(《中国史学发微》〈中国文化特质〉)我们敬盼南音人今后继续见其无可见、指其无可指与说其无可说的南管境界。想此境界即“雅”字之内涵,“雅”亦有“通”之义。“辞达而已矣”,乐则通而已矣。达人心通人情,如斯而已矣。南音精神岂囿于南方而止?苟得雅乐神魂必然通全中国人之心,即通两岸三地人之心,通海外华侨之心,进而通世界全人类之心!礼达理,乐通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礼乐人生,即通情达理之人生,而此种人生尽在温情与敬意。
戊戌八月初一日于敬学书院
品味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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